提起李商隐，人们总是联想到其温婉精丽、多情伤感、晦涩沉郁的爱情诗歌。殊不知，诗人生活的年代，却处于唐王朝风雨欲来山满楼、寂寂江山摇落处的黑暗时期。
“元和中兴”昙花一现，藩镇割据变本加厉，社会矛盾急剧恶化，宦官把持朝政，党争愈演愈烈，面对如此江河日下之势，诗人忧心忡忡，就有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这样的“史诗”，表现出诗人强烈的愤慨和深深的忧虑。此诗一扫绮艳、伤感、妩媚之风，颇有杜陵野老之风范！
说到藩镇割据，其实历朝历代都有体现，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其中以唐代为甚。不得不提的是颇有争议的唐玄宗李隆基，正是其在位期间，首创“节度使”的实际官职，设立了9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究其初衷，本是防御异族，不料引狼入室，后院起火。正是这些地方势力率先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首举叛旗，以15万铁骑把唐王朝搅得天翻地覆，踏得体无完肤。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王朝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藩镇割据的厉害，而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众“爱卿”以下犯上。其时，朝廷内外，都已意识到藩镇的弊端，但由于国家久经战乱，兵士战斗力不强，对于田承嗣等安史余孽不仅不能一鼓打垮，还得对他们进行曲意安抚，就坡下驴，授以官职，惟恐其滋生事端。
展开剩余75%没想到，此举助纣为虐，养虎为患。这些有地、有兵、有钱、有权的藩镇都割据一方，时附时叛，见势而为，如墙上之草，风吹向哪边就倒向哪边，完全成为了雄霸一方的土皇帝。人事任命也是由节度使自己传之子孙或由原来藩镇的部将自己定夺人选，最后走个形式“上报”中央，存进名录，唐天子只能做做样子，依藩镇之意“诏许”。可以说，藩镇割据在唐代也是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了。
其实，此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中断过，从春秋战国“三家分晋”到近现代的“军阀割剧”，就一直在进行着“你唱戏罢我登台”的把戏。
先看看春秋战国，郑国在初期处于优势，其后晋楚蹂躏，内讧产生，自取其祸；鲁、宋虽出圣人，却以淫秽见长；楚国父子相残比比皆是。既然以上诸国没有能力统一，那就只有三国了——秦、晋、齐。春秋末期，就国力而论，当数晋国最强，故此晋国统一才更合乎逻辑。然而历史没有假设，就在此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军阀：韩、赵、魏，三家大臣将晋国形式上平分了，但是三方均不服气，于是完全抛弃所谓春秋大义，为利益争夺而大开杀戒，涌现了一批批“英雄人物”，露出一个个军阀嘴脸，自此，中国踏上分分合合的沧桑道路。而正由于有了三家分晋，东方的整体国力不断削弱，才使秦国有了修养生息的机会，最终东进统一中国。
三家分晋留下的恶果后患无穷，在当时真的没人能想到。在秦统一至唐前期期间，其祸患埋藏了近千年，直到唐中期才被重新点燃。可以说，安史之乱是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追根朔源，就是三家分晋的重演。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带来的后果不单单是唐王朝的覆灭，而是影响到其后中国一千多年的发展。
离我们最近的藩镇割据发生在民国，仔细想想，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的源流竟出自唐末的割据。由此可以看出，当一个强大的王朝分崩离析时，产生的更多的是一个个怪胎。藩镇、军阀就犹如中国的怪胎，如影随形，对中国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似乎是吃一堑，长一智，唐以后的历朝历代对藩镇可谓心有余悸，于是采取了许多的措施来防止，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带来的后果总是国家的衰退，国力的减弱。为什么？要么是内贼作祟，要么是外寇捣乱。回顾历史，这二者像炒冷饭一样炒来炒去，从没解决过，似乎成了规律。
但是，对待藩镇割据还是要理性地看待，一是改朝换代并不是藩镇割据的罪；二是并不是所有的藩镇都割据；三是藩镇割据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商周时，周文王是商纣的臣属，周有心，商就灭；隋唐时，李渊与杨广有君臣及亲戚关系，攻陷洛阳，举手之劳；元明时，朱元璋原属红巾手下，为了成大事，便杀了小明王；明清时，满族原臣服于明朝，看到明朝羸弱，才兴师动众；至于清庭覆灭，虽有外寇入侵，但更多是因自身的腐朽至极所至。古人云，忧患不在敌国外患，而在于祸起萧墙。对此，朝代更迭并非各藩镇的罪，这是中国历史的传统而已。
所谓藩镇，它本身只是权力较集中的地方政府。只有不听朝廷号令、形同独立王国的藩镇，才是割据的；反之，就不是割据，尽管它也叫藩镇，尽管在这个藩镇内，其长官也是拥有军政大权的。而算不算割据势力，要看其与中央的关系，看它受中央的控制程度。据记载，在唐朝的100多年间，近50个藩镇中，真正的割据藩镇，只有河朔数镇。我们不能因为其他藩镇偶有兵变、反叛事件的发生，就以偏概全地认为藩镇都是割据。
再者，对于藩镇割据，以我们历史和后世的眼光来看，这也许并非什么坏事。它有利于整个历史的前进，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因为各国（藩镇）要在混战中处于有利地位，必然需要发展经济，扩充军队，增强实力。如此，就需要制定发展经济的措施，需要人口不断增长，需要制度的改革，需要调整内部的结构，以适应形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与中央体系内的“宦官专政”和“朋党之争”的阴暗惨祸相比，藩镇自治也坏不到哪儿去，而且这些割据者中，时不时也有不少“义气”之举，互相扶持、提携，共济患难，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而且，藩镇占据一方，尤其边陲地带，它们对于紧邻的雄武异族，或以恩义相结，或以姻亲互固，或以武力相御，毕竟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盘，大都拼命护边，抵制了外族的入侵，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使汉文明得以保存和扩展。
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藩镇割据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实验，它的模式很类似于欧洲封建社会，即封建领主处于互相犬牙交错、割据一方的状态，中国在宋朝以后对这种“实验”从体制上予以了彻底的杜绝。
话说回来，藩镇割据也是人性使然。俗话说得好，翅膀硬了就会飞起来。藩镇拥有了财力、兵权，可谓翅膀硬了，焉有不飞之理？谁还想看你脸色行事？从现在的为人之道乃至管理之道来看，一个人拥有了足够的资本，强大得足以与你分庭抗礼了，自然希望能与你平起平坐，甚至取而代之。
就好像是你养大的孩子一样，小时候依赖你，需要从你口袋里得到那一张张神奇的票子，自然得听你的，即使离家出走，也顶多到街上转个圈子又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没钱，走不了多远。等他长大了，口袋殷实了，有了自己的思想了，还有那么听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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